[85]同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表明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不再要求完全实行按劳分配。

一方面，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效力、具有何种效力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仍不乏争议。各级人大则基于现有的选举制度和宪制安排，承担了表达人民意志和表征人民主权的制度功能。

根据彭真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保持协调，因为如果写在条文里，有人信仰宗教、唯心主义，不就违反宪法了吗。前一种方式相对合理，但倘若运用不当，难免会有借根本大法性质的宪法为应对策略性质的政治作泛化背书的可能或嫌疑。总纲中的党的领导条款重构了宪法上国体的构成要素，并为党政一体的机构改革提供了宪法基础。这亦能契合中国宪法学界关于开拓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宣言。宪法实施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相当多的事项和领域，不同主体根据应有的角色分工参与其中。

（一）弥合宪法规范与宪制实践之分野 将文本上的宪法变为现实中的宪制，是对宪法实施最为直观的解释。此项要求已在宪法第5条第4款中得到具体规定。从体制层面来看，在党领导的人大制这一框架中，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国家权力结构模式决定了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作性的。

应辨析监督与支持在政治修辞与法律意义上的区别。〔[87]〕  前注〔78〕，栗战书文，第6页。2015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制定的《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系事先于8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实施。吴邦国担任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这个观点。

因此，人大对于撤销权的行使就显得特别慎重。参见前注〔15〕，吴邦国书，第15，206-207，222，282，292，320，340，421，433，675页。

《论语·学而》有言：礼之用，和为贵。第五部分进行反思和建议。对此，李鹏认为：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从资源掌控、组织权威和动员能力上看，党协调各方所具有的民主功能不亚于人大，这有利于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

〔[63]〕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这种制度特色与实践问题导因于人大秉持的支持型监督理念。〔[31]〕  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9-360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就立法监督而言，长期以来存在的制定机关怠于自行纠正、久拖不决的状况很可能是制定机关对上位法权威不够畏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致使备案审查制度的一般预防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支持型监督的初衷也被扭曲。〔[91]〕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审查规则公开。

〔[11]〕  陈丕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86年4月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6年第4期。〔[80]〕 进而，在讨论党对国家机关进行协调的问题时，党无疑要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总揽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机关权力独立前提下的总揽，协调应当是在维护国家权力监督制约基础上的协调。

（四）通过若干具体制度推动刚性监督 首先，需要进一步细化督促纠正的程序性规则。〔[3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9，394页。〔[42]〕  参见前注〔5〕，张春生主编书，第334页。同时还新增规定，法规审查机构可以将审查、研究情况向社会公开（第一百零一条）。2016年常委会工作报告首次使用了正确监督的概念，2017年和2018年的常委会工作报告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概念，按照这两个报告，正确监督的要点有：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但这个原因的重要程度要排在和为贵之后，因为也没有出现某国家机关对其他机关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要求。

因为宪法、立法法虽然规定的是撤销法规，但对法规可以作出限缩解释，即不是指整部法规，而是指法规中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那些条款。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支持和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依法行政，支持和督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

〔[51]〕 违宪违法的文件和行为得以纠正、宪法法律权威得以维护，是人大监督工作的目的，至于是由被监督机关自行纠正，还是由人大作出处理，则属于手段问题。人大与被监督机关进行充分沟通、协商，给足面子，以和为贵的制度及其实践，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不应将其视为一种妥协，也不应简单地从政治力学角度认为这是人大缺乏足够政治权威所致（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制度也是先请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的政治权威低于那些存在问题的党规制定机关〔[52]〕），而可以认为是一种凝聚共识的机制。

〔[82]〕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我说，人大对一府两院既有监督，又有支持，人大和政府都是一条船上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行使不同的职权。

〔[48]〕  前注〔15〕，吴邦国书，第72页。而伴随着文化之历史继承性的，又是文化之民族性。〔[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也把制定机关自我纠正与撤销并重的原则列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4个特点之一，并认为这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又有利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较之其他宪法监督制度实行的撤销、宣布无效、拒绝适用等制裁形式更为灵活。就立法监督而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大备案审查信息公开力度。

即使行政系统实现了集权，存在一个相当强大的政党体制往往也是民治政府和高效行政的必要前提。古德诺以美国、法国、意大利为例，专门讨论了政体尤其是行政体制对政党地位的影响。

〔[48]〕尽管当时法学界以孙志刚事件为教训，严厉指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在着与宪法关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以及与行政处罚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问题，但从吴邦国的上述批语可以看出，人大方面并不认为法规违宪违法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执行中的问题，因此建议国务院研究、纠正。二是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

还需指出的是，特定的政治法律文化对于特定的政治法律系统起着支持和维护的作用。法工委主任梁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在督办函限期内还不纠正的，后面还有实地督查、约谈，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动用撤销权，对违法文件进行撤销。

在现代社会，已不同于近代和现代早期对国家治理任务的低需求，面对纷繁复杂的治理需求，过分强调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忽视国家的整体功能和协调性，则必然无法充分满足人民的需求。本文主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辅以法解释学、文本分析、价值分析，以探寻中国本土的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为主要任务，并分析这些因素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力求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80]〕  宋锐：《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3期，第33页。〔[79]〕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

〔[59]〕吴邦国说：人大与国务院之间是有个监督关系，但讲来讲去，都是为共同目标在工作的，最后还要补国务院的台，还要支持国务院的工作。〔[67]〕  参见前注〔19〕，李鹏书，第531、560、852、859页。

〔[53]〕  参见前注〔31〕，王沪宁主编书，第367页。2018年常委会工作报告第一次向公众披露，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任期中，常委会党组共向党中央请示报告202件次。

（提到这一观点的，还见第104页。〔[14]〕具体到备案审查工作，比较典型的是，2013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在过去五年工作的基本总结中专门讲了监督工作，其中，把针对法规备案审查中发现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问题，及时与制定机关加强沟通、提出意见，督促自行修改或废止这一条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正确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关系的三个具体工作例证之一。